当年克鲁格曼批评东亚四小龙的发展模式时就断言，因为投资增长太快了，边际回报率会下降。

我们根据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测算的债务弹性系数（总债务增量/GDP 增量）自2009年之后明显抬升。2012年债务弹性系数是3.2，这意味着增加1个单位的GDP需要3.2个单位的债务扩张，而2004-2008年该弹性系数仅在1左右波动。

一季度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同比增长29.3%，其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国内贷款同比增长19.8%，个人按揭贷款同比增长60.9%。其次，房地产销售额大幅提升，社融资金通过个人按揭贷款的渠道流向房地产企业。但是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也意味着，一季度的天量社会融资并未完全投入使用，其对实体经济的刺激作用将在二季度进一步体现出来。事实上，3月份中国对三大经济体出口均出现负增长，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6.5%，对日本出口同比下降10.0%，对欧盟出口同比下降14.0%。由此可见，出口形势比海关数据所显示的情况更为严峻。

但是，2009年之后，由于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土地出让净收入增速下降（征地成本上升，并且中央对于土地出让收入制定更为严格的专项支出规定，例如保障房建设、水利建设等）、融资成本上升等因素，地方政府还本付息的压力显现，导致大量债务到期展延，从而占用大量资金。6.2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钱到哪去了？从2012年一季度的情况来看，6.2万亿社会融资规模中资金主要流向基建领域和房地产领域。大银行和大保险公司变成跨国金融经纪人和外汇经纪人。

这一阶段，资本的利益与凯恩斯主义主张财政赤字政策及福利国家的政策是一致的，财政赤字政策是其重要基础。[6]与此相应的是财政赤字的上升。社会福利国家逐步减少对工人的妥协。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政党在英国上台执政，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整个欧洲大陆开始了大规模削减社会福利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攻势。

工会作为欧洲统合主义的重要行为者，在养老金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养老金决策过程与管理机构中都有工会的实质性影响存在。对于欧债危机，学者多从经济学、金融学的视角分析其成因，如有缺陷的单一货币制度、国际金融投机、脆弱的产业结构、为应对金融危机政府频繁发债、畸形的收入分配制度等。

1998年时，比利时、丹麦、德国、希腊、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分别是26.56%、30%、29%、21.65%、20.19%、24.56%、30.11%，到2009年，则分别上升到了30.43%、33.44%、31.37%、27.96%、25.04%、29.82%、33.05%。自20世纪80年代，欧洲国家退休支出增长过快，公共养老金缺口加大，公共财政危机加重。据世界银行统计，欧盟2010年平均财政赤字已达GDP的5.7%。导致社会福利国家危机的还在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路线。

50年代初，无论左派政党，还是右派政党，在强调国家干预、不同程度上实现经济国有化、计划化方面有相当多的共识。如达伦多夫所说，也由于社会政策的主要权利保留在国家手里，所以撒切尔夫人才能推行不得人心的削减福利国家的政策。一些经济企业是跨国性的企业，它们拥有独立于某一民族国家的规章制度和组织机构，作为全球竞争者要为自己的每个行动寻找最优惠的主顾，例如，在越南进行生产，在法国进行销售，在英属的某个岛国上纳税。由此产生的资金筹措问题加剧了涉及社会福利国家成本的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战后，在同共产主义制度的竞争中，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投资带有意识形态优越性的色彩，但在今天，失去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压力后，福利投资却被看作是可以拆卸掉的成本因素，而为新自由主义的政党和政治家所拒绝。二战前，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西方的政府首脑、学者认识到了自由竞争的弱点。

一些国家比平均水平严重得多，如希腊和西班牙的财政赤字都接近10%，德国、法国情况稍好，分别为1%和5%。法国历届政府所从事的改革主要是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减少提前退休现象。

实际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特别是退休保险制度是建立在两代人或者三代人之间的世代契约基础之上，也就是说，用目前在职就业人员交纳的养老保险费款项来支付现在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金，现在的就业人员将来年老退休，再起用下一代就业人员的保险费。[2]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与财政收入的减少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西欧国家出现了财政危机。它反映在股票和有价证券跨越边境的交易与国内生产之间的比例从1975年的5.1%上升到1993年的169.6%。在同共产主义进行制度竞争的时代，为了保障西方工业社会的内部稳定而作为社会福利投资被接受的那些内容，今天则越来越多地被看做单纯的成本因素，因此日益被人们所拒绝。注释：[1][3][4][9] 张世鹏《二十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第260页, 第260—261页, 第261页。[10]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逃避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和调控。

如果国家具有高度胜任的政府或坚强和适应能力强的文化，则还有维护社会凝聚力的余地。由于科技产业导致信息传输成本、运输成本的降低，跨国公司把部分生产部门转移到低工资国家，获取了更多的利润。

漫长的19世纪结束的时候，直到1914年，所有发达国家远远没有实现这些目标。老人的增加，除了养老金要加速支出外，相应地，西方国家健康和医疗在社会保障支出总的比例也逐年上升。

2011年9月，欧盟27个国家平均失业率为9.8%。此时社会福利国家建设与资本积累模式的目标是一致的。

在再生产领域，国家通过补贴的或者全额资助的教育、医疗保健、社会福利事业的服务来补充私人家庭的福利。二战使欧洲失去了至少5000万人口，同时面临着经济重建的艰巨任务。而如果目前的温和左翼政府的唯一贡献只是修修补补，那么它们也很容易被选民拒绝。新自由主义为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欧美国家的低速增长和通货膨胀开出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政策方面的药方。

但从二战后欧洲福利国家建设的历程看，战后欧洲福利模式对于欧债危机的爆发有着深刻的影响。人们说，世界经济正在日益脱离生产而非物质化。

战后，两极阵营形成，西欧国家要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竞争，资本不得不对本国工人让步。比利时、丹麦、德国、希腊、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1998年养老金等相关项目的支出占GDP的比例分别为11.49%、10.98%、12.83%、11.06%、9.9%、13.39%、14.53%，到2009年都无一例外有所上升，分别是12.13%、12.05%、13.14%、13.44%、10.10%、14.51%、16%。

四、人口结构变迁对福利制度的冲击西方社会的老龄化为欧洲福利国家带来了难题。但是，总的来说，欧洲当前福利制度的改革仅仅是福利结构的改革，而不是要颠覆福利国家的基础。

随着人口老龄化，工会的成员也面临老龄化。情况较好的国家有丹麦、德国、瑞典、英国，但它们的失业率也分别达到了7.9%、5.5%、7.5%、8.1%。自由流动的金融资本是全球化最为明显的表现。然而，即使政府具有维护社会公平、团结的愿望，但改革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措施在目前看来也是有限的，全球增长已成为债权人和金融投机者的人质。

[7]就欧盟15个老成员国而言，2002年财政赤字是2.5%，2011年则上升到6.6%。他说：欧洲社会福利国家真正的问题在于全球经济的新秩序。

自20世纪中期起，世界人口就在加速增长。在凯恩斯主义与福利计划相接合的经济路线下，西欧国家财政赤字日益庞大，社会开支日益增大，社会福利国家越来越多地成为新自由主义派别批判的对象。

因此，自由放任复活后破坏的是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其中包括其制度、政策，也包括具体的经济体。各国纷纷改革以缩减养老金支出。